這兩天，在一場寒潮后，國內一些地方因為電力供應壓力而采取限電措施，引發廣泛關注。
如浙江方面發通知要求，省級各有關單位辦公區域在氣溫達到3℃以下（含3℃）時方可開啟空調等取暖設備，且設置溫度不得超過16℃。
湖南方面日前同樣提到，“今冬明春電力供應存在較大缺口已成定局”，所以將采取錯峰、避峰、輪休、讓電、負控限電等措施，緩解電力緊缺的問題。其中長沙發改委日前發出有序用電倡議，要求全市所有空調一律控制在20℃以下，不使用電爐、電烤爐等高耗能電器。
在長沙，出現供電不足導致停電，因為沒有電梯，有的市民被迫爬30樓上班。
供需不匹配導致電力緊張是重要原因
3℃以下不能開空調、空調一律控制在20℃以下，將節能限電工作，細化到具體的空調溫度層面，在以往并不多見。
在長沙的倡議中，不僅要求工商企業要服從調度，還要求廣大居民積極配合，對超負荷用電的住戶實施短時間內限制供電。這些相當細化的措施，從側面反映出，今年年底的電力供應確實是出現了異常緊張的局面。
其實不只是浙江和湖南，像江西、內蒙古等地區，同樣出現了電力短缺的問題。那么，為何會出現如此大面積的短缺現象？
電力供應緊張，首先往往和時節、天氣息息相關。
一般來說，一年之中的用電高峰往往集中在夏天和冬天。今年夏天，因為用電負荷突破電網極限，湖南就對部分工業用戶進行了有序用電的錯峰調節。今年冬天，普遍入冬早、降溫快，取暖需求增大，無疑會加劇用電緊張。
另一方面，上半年受疫情影響，普遍停工停產，等到下半年經濟復蘇，尤其是年底，一些企業堆積了不少業績任務，年底沖量也會加大用電需求。比如發改委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全社會11月份用電量同比增長9.4%，和經濟形勢的快速回暖形成了呼應。
當然，對這些地區來說，推出限電措施，一個更直接的因素是，目前國內的電力生產以煤電為主，但因為產業升級、生態環保以及化解過剩產能的因素，煤炭消費總量又有著嚴格的減量控制，煤炭行業也成為去產能的重要領域。
如2018年的《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就對各地的煤炭消費總量，設定了嚴格的減量指標，其中浙江到2020年消費總量要下降5%左右。
而今年印發的《關于做好2020年重點領域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通知》則提出，2020年底全國煤電裝機規模控制在11億千瓦以內。
煤炭行業去產能，一批“散亂小”的煤礦關停，自然影響到了煤炭的供應，包括電煤。
此外，由于貿易環境變化，11月的煤炭進口出現了大幅下滑。同時，煤炭消費總量的控制，燃煤電廠的煤炭用量同樣會受到限制，不少落后的煤電機組近幾年都淘汰了。
國網湖南電力副總經理張孝軍近期稱，受各方面綜合影響，今冬湖南省現有電源裝機容量可能無法實現滿負荷發電。此外，11月30日，湖南全省電煤庫存同比下降18.5%，后期北方地區供煤緊張、春運運力受限，電煤儲運形勢不容樂觀。
和湖南一樣因為發電能力滯后，而面臨限電風險的還有江西和陜西省。
實際上對比煤炭產能、發電量和用電量的增長，可以發現它們的增速并不匹配。
比如今年11月份，全國生產原煤3.5億噸，同比增長1.5%，而火電發電量增長6.6%，兩項增速都要低于9.4%的用電量增長，供需不匹配導致電力緊張，也就不難理解。
“十三五”能源“雙控”壓力或許也是原因
在相關公布的通知中，還可以發現一個細節，例如某地涉及到空調溫度的相關限電措施，執行時限是本年度年底（12月31日），而非整個冬季。
這有可能是因為，今年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按照規劃的控制目標，年底煤炭用量“余額不足”，能源“雙控”面臨著年終大考的壓力。
前兩年，發改委會對各省（區、市）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的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并對外公布考核結果，近兩年來未見有公布。但“雙控”考核的壓力無疑還是存在的。
以浙江為例，在《浙江省進一步加強能源“雙控”推動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2018-2020年）》中就明確，到2020年，累計騰出用能空間600萬噸標準煤以上；完成“十三五”能源“雙控”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任務，其中煤炭消費總量比2015年下降5%以上、控制在1.31億噸以內。
因此，“十三五”能源“雙控”的壓力，或許也是一些地方在年底限電的原因。
而且，能源“雙控”是為了推廣清潔能源，實現能源消費升級，但清潔能源的推廣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簡單，它有著技術門檻和成本限制。
比如日前舉行的湖南電力迎峰度冬動員暨防凍融冰視頻會議就提到，一方面是用電負荷的持續上漲，以長株潭地區為例，“十三五”期間用電負荷年均增速達10%以上，然而電源裝機容量幾乎不變；另一方面，在火電因為電煤供應缺口而受限的同時，太陽能、風電、水電等發電形式，又無法做到穩定持續供應，形成有效的補充。
《湖南日報》報道，為保證水電持續發電能力，湖南省最大水電運營企業五凌電力水位均需盡量實現高水位控制，日發電量一般需控制在0.75億千瓦時以下，而風電、光伏發電等不穩定，都難以支撐湖南電網長時間高負荷運行。
用電負荷持續上漲，然而火電產能沒有增量，清潔能源又無法跟上，這無疑也會影響到電力的穩定供應。
能源供應和需求存在巨大的空間錯位
當然，前面提到的這些背景，在全國很多地方都適用，之所以是浙江、湖南等地，電力供應出現嚴重的緊缺，它們自身的電煤自給率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作為主要發電燃料的煤炭，產能高度集中在少數省份。煤炭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山西、陜西、內蒙古、新疆四個省區的原煤產量，占全國的比例超過七成。
用電量向來是經濟運行的風向標。經濟較為發達的沿海地區，包括湖南這樣的GDP十強大省，工業發達，用電量大，對電煤的需求量高。但它們并非重要的能源產地，本土并沒有多少煤炭資源可供開采，像湖南八成以上的電煤需要通過外運。
以煤炭為代表的能源供應，和能源需求存在著巨大的空間錯位。中國幾項大的戰略工程，如西電東送、北煤南運等，正是為了解決這種錯位問題。
但在電煤自主率較低的前提下，不管是從外地調電，還是調煤到本地發電，成本都不低。就前者而言，遠距離、大容量輸電對技術的要求較高，且中途還會有不小的損耗。至于長距離運煤，還容易受天氣影響，尤其是進入冬季的冰雪天氣。
而在煤炭去產能和消費總量控制的背景下，這些高度依靠“外煤”的省市，無疑面臨著更大的電煤供應壓力，傳導到下端的發電環節，自然也會影響電力的供應。
所以，綜合來看，部分地區出現缺電現象，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既有天氣變冷的自然因素，也有疫情之后企業年底滿工滿產趕單交貨的背景，當然，它也是產業轉型、能源領域消費升級壓力下，部分經濟大省電煤供應缺口的一種集中呈現。
對個人用戶的干預作用有限
總體來說，推廣可替代的清潔能源，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費中的占比，是未來經濟轉型的大方向。
一些地區通過限電來“減煤”，緩解供電緊張，可能的確有突擊的成分在，但降低煤炭消費的路徑依賴，培養節能意識，確實要有細化到具體指標的決心。
當然也得看到，一方面，對用電的限制，更應該聚焦公共機構，對個人用戶的干預作用畢竟有限。
另一方面，疫情以來，經濟好不容易回暖，要警惕指標層層拆解，壓力傳導到基層，簡單粗暴的拉閘限電，對抗風險能力弱的中小企業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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