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來了 除了盤點經濟成就，讓我們來盤點一下生態環境成績。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過去一年我國空氣質量明顯好轉，主要污染物排放連年下降，2019年無論是大氣、水、土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群眾生態獲得感與日俱增，這說明我國污染防治攻堅戰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制度設計與執行上，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工作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和缺憾。
環境保護稅征收不力
2018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正式施行，這是一部歷時多年、大家期盼已久的生態文明大法。以大氣污染物排放計量，估計全年排放氣體污染物3000萬噸，按照每千克為一個當量，每個當量5元計算，應征稅額就達到1500億元！如果再加上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和噪聲污染等，預計應征收總額超過2000億元。然而，2018全年，全國實際只征收了200億元，少得可憐。足見征收環境保護稅之難，征收管理水平之低。
未征收燃油環境稅
根據京津冀霧霾成因貢獻的相關文獻：化石能源燃燒貢獻了55%的大氣污染，車輛尾氣貢獻至少25%，但稅法漏征了車輛、船只、飛機、工程機械的環境保護稅（目前的燃油稅實際上只是養路費），無疑是一個重大缺憾。
誰污染誰治理 建議開征碳稅
目前有些國家已將二氧化碳定義為污染物，過多的溫室氣體排放顯然已威脅人類的生存，要使2050年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我們必須盡快實現碳中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承擔應對氣候變化應有的全球責任，但目前看，我國的碳交易市場還處在早期階段，碳足跡、碳強度厘定嚴重滯后、標準缺乏，脫碳之路艱辛。
基于碳排放權的碳市場，筆者認為也無法真正遏制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原因出在這個“權”字上。顧名思義，碳排放權是指化石能源使用企業有權免費排放基于歷史數據的二氧化碳，以2018年我國排放的二氧化碳為例，約為130億噸，都成為了碳權力，但實際上植物、海洋能夠吸收的二氧化碳僅僅10億噸。由于“免死金牌”的存在，甚至出現了自主申報出來的歷史二氧化碳排放遠超過實際排放。申報的碳權越多，回旋的余地越大，甚至可以拿這個碳權去市場上交易。很顯然，過于大方的碳排放權綁架了發展權，扭曲了能源的真實成本，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損害大多數人的生態利益。
科學的環境稅收政策應將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納入征管范圍，征收碳稅。即無論企業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本著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按排放量線性征收稅額，這才能體現環境治理的公平。相比于碳市場，碳稅不需要繁雜的碳足跡數據，也無需建立新的配額交易基礎設施，可以沿用已有稅收制度的相關通道，大幅度降低了行政成本。新一任歐盟委員會將重新為歐盟國家制定碳稅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財政監測如何緩解氣候變化》報告中也呼吁大幅提升碳稅，目前全球已經有30多個國家開始征收碳稅。
生態環境改善必須堅持市場化原則，即由消費者最終承擔生態成本，綜上建議加大生態環境稅征收力度和開征碳稅，并將稅收資源再次用于改善生態環境、建設美麗中國，實現良性循環。建設生態文明進程中，新舊動能得以轉換，節能環保、生態能源產業得以壯大，必將帶動我國下一輪的經濟高質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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