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主要是光伏產業鏈各環節產能明顯超出下游需求，被迫“內卷”導致價格下降超預期，甚至在低于生產成本的情況下瘋狂甩貨。
同樣“卷”的還有下游開發投資環節。理論上，組件降價可以帶來超過1元/W的系統成本下降，但根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2023年，光伏電站系統成本約為3.4元/W，比2022年降低0.6元/W，降幅17.7%，比組件降幅缺了很大一塊。這部分利潤都去哪了？
從筆者與電站開發企業的溝通結果看，組件采購環節省下來的錢，基本都花在了“更高比例配儲、更貴路條、更難滿足的各方訴求”上。此外，考慮到許多地區將“上網電價降低”列為獲取指標的重要因素，或要求新能源企業按更高比例參與電力市場交易，一些企業實際賣電收入明顯低于原本測算水平，收益率基本處于“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狀態。
對此，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李俊峰指出，光伏是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一環，要創新，要綠色，要高質量發展，同時也要滿足共同富裕的要求，而不是一味降電價。比如，某縣一年的風光發電量約為400億千瓦時，如果每度電給當地留下1毛錢，意味著地方財政收入每年可以增加40億元，當地領導會更加歡迎光伏企業的到來。
李俊峰表示，部分光伏企業宣稱“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讓發電成本降到0.1元/kWh甚至0.05元/kWh”，是他們實力的體現。但如果在發電過程中，地方毫無收益，這肯定行不通，得不到支持。“新能源是未來發電的主力，主要位于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應該讓西部的風光資源體現出他的價值，給地方留下必要的財富，減少東西部經濟差異，這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要求。”
這樣的觀點，在光伏從業者看起來，可能有些驚世駭俗。畢竟，電站開發過程，多數時候都在與地方政府“拉鋸”。無論是土地資源還是項目指標，往往需要通過在當地建設產能、拉動地方經濟、采購當地產品來換取，并非“空手套白狼”。如果在此基礎上，再讓出0.1元/kWh的電費收益，顯然是開發投資企業難以接受的。
當然，我們也不是完全忽視資源所在地政府的利益。正如李俊峰老師所言，極端情形下，如果光伏電價降到0，地方政府一分錢稅都收不到，沒有任何好處，單純為用電地區做貢獻，他們還會繼續支持光伏行業嗎？是否會像采煤沉陷區一樣，誕生新的“資源枯竭地區”？這是一個值得深度思考的問題。
此前我們一直站在光伏行業角度，指責部分地方政府“漫天要價”、“關門打狗”。事實上，電站開發、投資企業，都是愿意為項目資源付出一定成本的，只是這部分成本需要更明確、更簡單直接、更一錘定音。
在此，筆者想對地方政府、電站開發企業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公開透明，清晰合理，對各家企業一視同仁。部分地方政府在招標文件中，明確列出評分標準，對“電價讓利給地方”設置較高權重，這是完全可行的，但一定要注重公平，同時最好根據當前技術發展水平，給出合理上限，防止相關企業盲目內卷。從行業數據看，在組件降價的同時，非技術成本正不斷攀升，占比明顯增加，電力交易價格則更加不確定，有必要給電站開發投資企業保留合理的收益，避免涸澤而漁，或者因為項目達不到集團收益要求被迫擱置。
二是合理配置，防止產能過剩。部分地方政府要求“每投資多少億元，可獲得1GW光伏建設指標”，被認為是提振地方經濟、增加稅收、帶動就業的重要方式。但我們要看到，目前光伏行業已經面臨全面產能過剩的尷尬境地，且隨著智能化技術發展，單位容量光伏產品制造、項目運維需要的人手都在減少，依靠光伏投資增加就業不太現實。筆者認為，光伏產業投資需要相關領導有較好的大局意識，不限于一城、一地、一任。如果在多個相鄰省市之間實現聯動，讓產業鏈不同環節根據自身特點分布在相近區域，比如硅料廠設在電價最低的A市、組件廠設在交通最發達的B市、支架廠設在擁有鐵礦的C市，光伏企業可以節省成本，減少浪費，多個城市的經濟都能得到發展，這是最理想的局面。
三是信守承諾，前后如一。這里的“信守承諾”，既包括相關企業如約執行二期、三期項目投資，也包括地方政府在電站30年生命周期中，不搞突然襲擊，增加電站運營成本。此前多次發生，個別地方政府對投產數年后的光伏電站征收耕地占用稅，理由是“光伏組件下方開始長草，視為占用草地進行從事非農業建設”。眾所周知，光伏項目在水土保持、氣候恢復方面有重要作用，如果光伏項目的貢獻反而給自己帶來額外成本，顯然是不合理的。對光伏企業來說，如果某個城市的電站項目被如此征稅，未來這一地區（甚至包括周邊地區）將被視為“禁地”，很難再獲取到光伏項目投資，良好的營商環境需要政企雙方共同維護。
來源：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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