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光伏產業鏈生態的“崩盤”和重組發生在“平價上網”前后?
“分家在十月”
平價之后的混亂
2020年10月，通威董事局主席劉漢元與天合光能董事長高紀凡在通威主辦的西部光伏大會上宣布，兩家龍頭企業達成戰略協議，后續雙方在硅料、硅片等業務領域展開了一系列的合作。
在簽約現場，筆者想起了2001年那部由一向嚴肅的央視罕見的出品的惡搞短片：《分家在十月》。
誰在分家?通威和隆基。一位是硅料和電池老大，一位是硅片和組件老大。本是親密無間的戰友，卻最終分道揚鑣，通威聯手天合和晶科，而隆基則在后面與協鑫、大全走得更近。此前雙方也都曾試圖挽回，網上還放出了四家企業負責人的合影(劉漢元、曹仁賢、高紀凡、鐘寶申)，但終究因為核心利益相關，最終沒談妥。
但彼時業界還想不到這場“離婚案”對行業帶來的震蕩。
2020年8月，多晶硅價格暴漲之際，筆者在拙作《定價權之爭：光伏新供應鏈時代》中呼吁，各界應建立長期機制來穩定價格。但2年之后，硅料價格沖破300元/公斤，產業鏈承壓極重，雖然不斷有新硅料產能放量，但在雙碳目標及能源緊缺的雙重加持下，今年實際上大概率是供應決定市場的格局。
近兩年，硅料企業被各路人士口誅筆伐，但筆者認為硅料漲價的本質，是光伏“權力”的一次再平衡。
為什么硅料企業如此強勢?表面上是硅料存在缺口，背后則是光伏行業歷史性邁過平價上網門檻后出現的“權力真空”所引發的混亂。
筆者翻看史書，結合時事，以史為鑒，以大觀小，發現無論是國家、地方、行業、企業之間，都存在著一定的規律，粗略總結如下：
1、系統內“權力”不會消失，只會集中、分散或轉移，權力分布情況決定事物。具體表現為產業鏈強弱格局轉換，國內外市場此消彼長的關系。
2、權力變化不會停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睂叫袠I競爭格局就是壟斷與完全競爭。
3、權力系統有大小之分，小系統服從大系統。如地方服從中央，碳中和優先級高于民生外的絕大部分事物。
權力的分散與聚合只是一種表現形式，沒有絕對的優劣。如所謂西方的民主，實際上不過是將權力分散到了財閥、工會手中，帶來政府組織動員能力下降，內耗嚴重，無法做出正確決策等問題。
“平價上網+碳中和”，雙重重大利好之下，看似一帆風順的背后，卻也暗流涌動，兇險異常，給主政部門，也給身在局中的光伏企業帶來了新的挑戰。
任何的政策，都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總會違背一些人意愿或影響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也是之所以要制定政策的原因。諸如“人要吃飯、呼吸”這些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情，不要通過政策來落實。
新能源發展和碳中和對于社會的重塑，以及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必然也會影響既得利益行業和群體，期間必然重重阻礙，完全脫離主管部門的引導，行業在短時間內難以破局。
秦縱其鹿，天下共逐
光伏權力的分散與整合
光伏產業鏈生態的“崩盤”和重組發生在“平價上網”前后。二者究竟存在怎樣的聯系?
從2004年德國《可再生能源法》頒布，到2020年中國實現光伏平價上網，中間跌宕起伏，江山代有才人，豪杰各領風騷。技術、質量、應用的優勢不斷在國與國，企業與企業之間轉移變化。
但這階段不變的是，政府對于光伏的控制力。各國政府對光伏這樣一個依賴補貼的產業，都遵循同一個原則：助其快速發展但不能存在暴利。
于是，各國政府通過標桿電價來去調節市場規模，企業發展方向，甚至出現2011年時為了追上光伏市場的降本速度，德國三個月降一次補貼的情況，結果造成產業寒冬的情況。
期間大企業掌握著一部分的定價權，如硅片、EVA膠膜龍頭存在毛利較高的情況，但產業基本的利潤率已經被鎖定，企業即使當年利潤好，也會被主管部門了解而下調電價，必須不斷拼命降本增效。
亞當斯密曾將市場的調節機制比喻為“無形的手”，而相對應的，政府的政策可以視作“有形的手”，在這個階段，通過雙手的協調與引導，沒有任何企業會覬覦暴利，市場緊跟政策導向，行業秩序井然。
但在光伏平價之后，政府不再通過價格機制調節市場，地面光伏電站項目審批也下放到了省級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幾乎不再具備強制性，更多是引導和背書型的政策，如整縣推進等政策就是如此。
而平價之后，行業原來由政府主管部門掌握的定價權流入了市場。那么，接下來就是誰來獲得這份“權力”。
為什么硅料會緊缺?因為之前已經沒人愿意投資這個利潤微薄甚至虧損的環節，并且不斷有企業關閉產能。硅料緊缺之前，與其它環節光鮮亮麗的財報形成鮮明對比，除前四之外，后面的硅料企業常常虧損，龍頭企業協鑫也曾一度關閉了電價較高的徐州基地。
硅料企業的利潤常年被壓制在正常水平線以下，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看到下游企業日進斗金，自然要謀求突破。尤其對原產能排名靠后的企業來說，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談考慮可持續發展，著實有些難為它們。亞洲硅業征戰資本市場受挫轉而出讓股份，也說明了市場對硅料企業的冷眼和其本身的濃重危機感。
幾人稱孤道寡
硅料降價行業就會好嗎
“設使天下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曹·硅料·操
硅料降價是解決光伏行業目前問題的終極答案嗎?筆者認為在光伏各環節話語權實現平衡之前，行業現狀不會有太大改善。筆者更樂于見到制造業的高額利潤，至少利好提升制造水平和賺取外匯。
我們來簡單盤點一下其它環節的定價議價能力的變化。
●土地/屋頂
部分廣東光伏土地每畝年租已經從500漲至2500元，其它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漲幅。
●指標
指標下放到省里后，雖然能源局三令五申杜絕配套產業，但大部分地方政府仍然會要求電力投資企業配帶負荷的制造業投資(從頂層設計的角度這其實是好事)。
●儲能
未來清潔能源電力低于火電過多不太合理，所以大概率會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降火電價格，但這屬于先破后立的范疇，要很長一段時間，另外就是發展儲能，逐步提高儲能的比例。
此外，早前利潤空間較好時光伏“路條”價格能達到5毛到1塊錢。
對于上述的暴利或不合理的現象，電站投資企業往往不愿意或不敢提，但筆者認為即使硅料價格回歸60元/公斤，電站投資企業仍然會因為相比上述幾個環節處于劣勢，而保持較低的收益率，對現狀沒有太大改善。
根本原因是，中國電站投資企業的議價能力目前已陷入低谷。
三面楚歌，待時而動
中國電站投資企業的困境
此次定價權的競爭中，央國企最為“受傷”，平價之前開發的很多項目都沒辦法落實，即使現在仍然有一大批的項目等待不高于1.8元/W的組件。
而平價之前，卻是各央企通過集采競標不斷讓組件價格創新低。
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是因為央企同時面臨著與制造與服務環節爭利、國外市場削弱國內市場話語權、碳中和能源轉型的三重挑戰，且競爭壓力層層遞進。
央國企議價能力其實一直非常弱。由于央國企成本高，也沒辦法處理項目開發中的一些非常規費用，所以常選擇直接收購電站資產，光伏行業又沒什么秘密可言，所以最后幾乎都是踩著最低收益率成交，定價權掌握在小路條和大路條(EPC或者BOT模式)企業手里。
這種模式的好處是央企民企各司其職，互有分工，但壞處是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光伏制造早已全面領先但應用技術總是落后于其它市場。
大基地項目的出現，會加強央國企的議價能力：投資企業直接對接地方政府，能夠進行頂層設計，也有利于先進技術在光伏項目的應用與發展。
而國外市場與國內市場一直是互為競爭的關系，2018年“531”，組件從2.3元/W跳水到1.8元/W，下半年海外市場出口40GW，約占全球全年裝機的40%。而同樣的，2013年中國光伏市場啟動之后，一直到2016年，歐美市場都在趴在谷底。
對于歐美企業來說，2.3元/W甚至更高價的組件仍然可以接受，尤其是美國大停電以及俄烏沖突后能源價格上漲，新能源的地位從替代能源轉成剛需，在采購上占據很大優勢。
甚至從某種程度來說 ，中國市場是組件、逆變器價格的“穩定器”和“壓艙石”，如果沒有中國市場，光伏組件、逆變器的價格會更高，但同樣風險也更大。中國市場在行情不好的時候是救命稻草，供銷兩旺之際則變成了“雞肋”。
因為真的不能放棄，卻又不怎么賺錢。
這種情況不止存在于地面電站，分布式也是如此。三年前光伏逆變器在國內的銷售毛利僅10%出頭，虧損銷售，企業也打出了真火。一個逆變器企業負責人感慨：“仇恨比愛更有生命力?！?/p>
所以中國市場終端用戶的議價權，在行情不好的時候被無限放大，卻在行情緊俏時迅速萎縮。在快速轉變過程中，電站投資人員需要時間來適應這種角色的轉換。
而此次帶給央國企壓力最大的，就是碳中和的轉型壓力。除了政治壓力之外，電力央國企也清晰的認知到了碳中和浪潮對于社會全方位的重塑，同時其它領域的企業跨界轉型投資新能源，也在爭搶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多的優質資源。
這也是央國企下調收益預期的最主要原因。當然，綠色金融帶來的低利率也功不可沒，但如何讓支持資金能夠更好的傳導到產業鏈每一個環節，仍然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目前央國企的內部投資收益率要求已經普遍從8%降到了6%左右，多個項目綜合平均收益率達到5%左右，但如果不做機制創新，贏得主導權可能要等到組件價格漲至國外客戶能夠接受的上限，至少在2.3元/W以上，甚至在歐洲面臨能源短缺問題時，這個價格天花板還要再高。
重塑信號已釋放
應警惕能源危機
雖然央國企壓力巨大，目前很多項目暫停，投資主體地位有被地方國企接棒的趨勢。但任何不重視央國企的光伏企業，都會錯失上文所描述的“市場壓艙石”。
近兩年，由于各環節龍頭過于強勢擠占客戶的利益，一些環節已經開始去龍頭化的苗頭：一些先進制造技術的關鍵工藝或材料，客戶會傾向交由有創新能力的初創企業來做;一些電站投資企業也有意培養二三線的組件企業，中國光伏早已過了擔心質量的時代，設備和原材料都是一樣的，二三線組件性價比更高的同時，也會千方百計的迎合大客戶的需要。
如果2008年不爆發金融危機，硅料再漲幾年，薄膜太陽能可能早已興起了。筆者認為目前鈣鈦礦大熱，一方面是技術進步前景被看好，另一方面也與硅料價格高漲，導致晶硅組件吸引力一定程度下降有關。
一位索比咨詢的專家顧問指出，世界范圍內能源轉型會出現很大震蕩不太可能平穩過渡，如果這時光伏的產業生態鏈崩盤后再被所謂“清算”，對于產業非常危險，也對能源安全和雙碳目標順利實施非常不利。
他表達的同樣是對新體系下，能源“權力”失衡的擔憂：“未來能源供應和價格風險會成倍的增加。當新能源占據主導地位，整個能源市場的定價體系會以新能源電力的價格做標桿。而光伏和風電最大的特點是極低的運維成本和占比超過90%的資本投資折舊。
這就意味著，可能在五年以后，發電側的競爭會非常激烈，甚至部分已經實現投資回收的項目會把電價壓到幾乎為零的水平，從而加速化石能源的退出。乍一看，對于用戶是好事情，但問題是新能源電力成本除了發電側，更大的來自于輸配和輔助服務，這會導致這條產業鏈的盈利價值快速向中游和下游轉移，削弱上游的投資積極性。那么同樣的故事也就發生了，最后的結果還是會出現供應的短缺，而到那個時候，可能供應缺口更難補上，畢竟新能源不像煤炭和天然氣，庫存上去了就可以了，他需要從發電到用電全套投資去完善。當然，這些問題都是很長期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這次能源危機絕不是最后一次，更不是最嚴重的一次。”
新能源走向新安全
政府應對產業進行引導約束
《三體》中曾講到有文明為了生存，打擊對手，自身從三維降到二維的同時，將時空也降為二維。這是過度競爭帶來的惡果。
組件漲價對于央國企也有利好，同新能源欠補一樣，惡劣的資金環境能夠讓優勢明顯的央國企脫穎而出。
同樣，筆者也相信，第一個想到安裝光伏配套產業的，很可能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光伏企業。
現在，產業鏈上的龍頭幾乎都在做全產業鏈，背后潛藏著較大的風險和浪費，但沒有辦法，行業內卷大潮挾裹著所有企業入局，沒人可以獨善其身。
這就如同上文所談到的權力分散后，西方式治理模式的缺陷：沒有人擁有足夠的力量進行變革，撥亂反正。
筆者認為，此時恰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時機，從頂層設計入手，設立新的行業發展秩序，建立新的發展模式的好時機。
建議如下：
1、政府背書，讓產業以時間換空間：遵循第一性原理，找到各環節最核心訴求。
硅料企業最核心訴求并不是超額收益，而是安全感，擔心硅料過剩后回到虧損的狀態。
電站投資企業最核心訴求也不是超額收益，而是項目能夠保證最低收益率的情況下建成，也就是在其它邊際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組件控制在1.8元以內。
那么政府可以協調全產業各環節企業，共同簽訂三年左右的長協，讓項目處于一個穩定的價格，讓硅料企業的一年的利潤緩慢釋放到三年。對此之所以需要政府的背書和引導創新，是因為對央國企而言，這樣做是比較冒險的事情：
1)央國企領導層會經常調整，政策延續性不強。
2)后續硅料降價時，如果仍然以超出市場價格的采購，面對后續審計，往往需要花很多時間解釋。
而如果主管部門進行背書，這些都不再成為問題，而是一個很好地創新模式。近年來能源局等主管部門出臺政策越來越成熟，尤其是“整縣推進”政策，其實本質上就是能源局做背書，取得很好效果。
2、加強頂層設計，找到各環節利益最大公約數：以各地政府要求產業配套為例，雖然能源局禁止政府做相關要求，但實際上地方政府也要借著新能源，盡可能的實現經濟騰飛，為當地百姓謀福利，那么這二者是否矛盾?并不是。
目前天合、中環、隆基、協鑫等企業在西部設廠已經證明了隨著智能制造技術的發展，光伏制造已經擺脫了地緣限制，便宜的電價結合應用市場和綠色電力，未來“綠色電力+綠色制造+綠色應用”的模式將變成剛需。不只是西部，非洲等欠發達國家也同樣可以復制該模式，讓光伏真正為全人類擺脫貧困、戰爭作出貢獻。
3、加快推動技術進步，讓產業鏈在解決供應安全后，形成新一輪的行業壁壘。
這一輪光伏內卷的一大原因是由于后PERC時代技術過于成熟而沒有壁壘，但下一輪技術，無論是鈣鈦礦，還是N型里的ABC、HJT，目前看還是存在比較高的技術壁壘，推動產業平穩邁入下一個技術周期，讓企業更聚焦于技術發展而并非單純的復制擴張，也是主管部門應當積極引導并推動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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