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滿洪：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筆者認為，只有準確理解并回答好何謂“積極穩妥推進”、如何“穩妥推進”、如何“積極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才能堅定不移更好地履行承諾。

　　警惕關于碳達峰碳中和的錯誤論調

　　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的主動選擇，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事務中許下莊嚴承諾，積極參與引領國際氣候治理的行動，充分體現了大國擔當，有力地駁斥了個別學者所說的“碳達峰碳中和只是政治表態未必真正實施”的錯誤論調。

　　對碳達峰碳中和要積極推進，不能消極應付。積極推進就是圍繞“雙碳”目標謀劃時間表和路線圖、創造必要條件、推動低碳科技創新、推進低碳制度設計、采取實質性舉措。消極應對則是做表面文章，“雷聲大雨點小”，甚至試圖抓緊實現碳排放“攀高峰”。

　　對碳達峰碳中和要穩妥推進，不能冒失推進。穩妥推進就是統籌兼顧經濟發展和“雙碳”目標，堅持“先立后破”，顧及經濟基本面特別是民生保障。冒失推進則不顧經濟基礎、現實條件和民生保障，例如在天然氣沒有準備充足的情況下就實施“煤改氣”，導致工作被動。有的地方在缺乏足夠科學論證的前提下揚言“2025年實現碳達峰，2030年實現碳中和”。殊不知，我國不同于發達國家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經濟結構和經濟質量自然演化完成“自然達峰”，而是需要人為控制;發達國家的碳中和時間大多確定于2050年，而以我國及其各個地區的發展階段、排放基數、基數條件，在2030年實現碳中和是脫離實際的。

　　統籌兼顧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做到“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堅持系統觀念、系統思維、系統方法，統籌兼顧各方面和全過程工作。

　　統籌兼顧“雙碳”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實現“雙碳”目標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也是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因此，要把實現“雙碳”目標置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高度統籌謀劃。實現“雙碳”目標不是只要應對氣候變化、不要推動經濟發展，而是既要應對氣候變化，又要促進經濟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在“雙碳”目標下爭取經濟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在發展目標下追求碳排放最小化。既不能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目標，又不能不惜一切代價追求“雙碳”目標，而要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

　　統籌兼顧碳達峰和碳中和。“雙碳”目標是一個體系，也要進行系統謀劃和優化選擇。“雙碳”目標是碳達峰和碳中和兩個相對獨立又相互聯系的目標。碳達峰時間節點確定后，關鍵就是確定“峰值”。峰值定低了，近期發展壓力加大，遠期碳中和目標較容易實現;峰值定高了，近期發展壓力相對較小，但遠期碳中和的目標實現難度會加大。碳達峰的峰值確定后，關鍵就是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達峰時間早，近期難度加大，遠期難度減小;達峰時間遲，則近期難度減小，遠期難度加大。所以，在國家和區域層面統籌確定碳達峰的峰值及達峰時間已成為當務之急。

　　統籌兼顧碳減排和增碳匯。碳中和是人為排碳量與人為增匯量相等時的狀態。碳排放量趨于零，即使沒有碳匯增量，也是碳中和;碳排放量減少到一定程度，被新增碳匯所吸收，也是碳中和。試圖達到碳零排放的邊際成本極高甚至難以估量。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邊際點是二氧化碳邊際減排成本與碳匯邊際增匯成本相等。這就意味著一方面要以碳減排為主要方式，通過能源結構優化和能源效率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通過消費結構優化從高碳消費轉向低碳消費實現碳減排。另一方面要增碳匯，通過森林、濕地、農地、海洋生態系統的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通過碳捕捉、碳封存、碳填埋、碳利用等工程技術手段實現工程系統增匯。

　　此外，在調整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效率、統籌兼顧工程技術碳匯和生態系統碳匯等方面也需要統籌兼顧，只有做到“統籌兼顧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創新驅動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做到“積極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需要創新驅動，大力推進低碳科技創新和低碳制度創新。

　　低碳科技創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根本驅動。無論是生產的低碳化還是消費的低碳化、優化能源結構還是提高能源效率、碳減排還是增碳匯，都離不開低碳科技創新。通過低碳科技創新能夠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實現從高碳科技向低碳科技轉變，進而實現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變、低質量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低碳科技創新不到位，要么是“經濟不低碳”(內部成本加外部成本大于收益)，要么是“低碳不經濟”(成本大于收益)。低碳科技創新到位，才能實現從“低碳不經濟”向“低碳且經濟”轉變，放棄“經濟不低碳”的模式。我國太陽能光伏發電的成本從2010年每度1.1元下降到2020年的每度0.3元以下，完成了從依靠財政補貼到依靠市場獲利的轉型，就是通過低碳科技創新實現的。

　　低碳制度創新是實現“雙碳”目標的根本保證。在現有技術狀況下，低碳制度創新也可以改變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選擇。征收碳稅，可以遏制高碳產業的發展和對高碳產品的消費;提供低碳補助，可以激勵低碳產業的發展和對低碳產品的消費。2010年，實現內蒙古煤炭資源就地利用的火力發電，只需每度電0.16元的成本，高額利潤是建立在沒有征收碳稅的情況下的。現在，如果對每度火力發電征收0.14元以上的碳稅，那么其競爭力將不如太陽能光伏發電，這樣就為推動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開辟了一條路徑。實施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可以激勵企業將稀缺的碳排放權配置到能夠帶來更高碳生產率的區域、行業或企業，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選擇碳稅制度還是選擇碳權制度，選擇碳減排還是選擇增碳匯，面臨著制度的優化選擇問題。

　　應以低碳制度創新驅動低碳科技創新。低碳補貼制度可以激勵企業低碳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進而加快低碳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豐富市場的低碳產品，促進低碳消費。碳稅制度可以約束企業高碳技術的應用，進而加快淘汰高碳產品的生產，遏制對高碳產品的消費。這時，低碳制度就成為低碳技術替代高碳技術、低碳產品替代高碳產品、低碳消費替代高碳消費的驅動力量。此外，低碳制度還可以激勵低碳科技創新以及低碳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

　　作者：沈滿洪 浙江農林大學黨委書記、生態文明研究院院長，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