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華：以零碳產業優勢引領全球氣候變化行動

　　潘家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博導。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中國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減緩評估報告主筆。1992年獲博士學位(經濟學，劍橋大學)。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入選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和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人才計劃。在《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Nature、Science、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35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20余部，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華寶鋼環境(學術)獎等重要學術獎20多項。

　　大力發展零碳能源、加快能源利用賽道的切換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當前，為實現1.5攝氏度溫升管控目標，全球主要聚焦二氧化碳減排，但形勢嚴峻，差距巨大，舉步維艱;盡管如此，國際社會也發現，零碳可再生能源異軍突起，競爭力凸顯，零碳能源加快替代化石能源勢在必行，也志在必得。

　　2023年12月，在阿聯酋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首次對應對氣候變化的進展開展了全球盤點，并基于全球盤點的結果達成了《阿聯酋共識》。這一落實《巴黎協定》目標的國際新共識，要求各締約方進一步提振氣候雄心，提交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新目標，零碳轉型的現實緊迫性持續加大。

　　首先，《阿聯酋共識》明確全球盤點所對標的目標是全球溫升目標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超越了《巴黎協定》提出的“把全球平均地表氣溫升幅控制在較工業化前水平的2攝氏度之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較工業化前水平的1.5攝氏度之內”的彈性目標。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2攝氏度以內的全球溫升目標被認為是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低目標，而1.5攝氏度則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目標。但《阿聯酋共識》明確以1.5攝氏度的全球溫升目標作為全球盤點的對標目標，這一方面意味著全球溫升2攝氏度以內已經不足以應對氣候危機加劇的現狀，而更直接的含義是凈零排放將從本世紀的后半葉(多理解為2075年)提前至2050年。

　　第二，明確提出“轉軌別離化石燃料”。較之2021年格拉斯哥協議談判中“減煤退煤”的爭論，這一表述更有力度、更有魄力。“轉軌別離化石燃料”意味著退出的焦點從煤炭擴大到所有化石能源，盡管談判過程多方博弈幾經波折，但最終形成的“轉軌別離”這一表述仍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和超越。這里的“轉軌別離”，是通過變換軌道而告別遠離，并不是在既有的軌道上簡單地在結構形態上離開化石燃料的“轉型脫離”。正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西蒙·斯蒂爾所說，這一表述宣告了化石能源終結的開始，在人類能源變革和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第三，《阿聯酋共識》勾畫出明晰的2050年全球碳中和的路線圖。規定2025年各締約方按照對標溫升1.5攝氏度目標，提出2035年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具體的減排核算指標，是以2019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水平為基準，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要下降43%，2035年下降64%，2050年實現全球碳中和。并重申《巴黎協定》每5年一次全球盤點的規定，明確在2028年開展第二次全球盤點。這就要求各國、各地區加快部署減排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京都議定書》明確認定的溫室氣體有7種，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和4種含氟氣體。鑒于毀林只在欠發達國家存在，額外的甲烷多與化石燃料同源，其他溫室氣體占比較低，約在3%以內，而化石燃料相關的二氧化碳占據80%以上。如果以二氧化碳為重點進行分析，那么按照全球盤點技術對話的評估，相對2019年，2030年二氧化碳要減少排放48%，2035年減排65%，2050年減排99%，這也就意味著在2050年應基本上將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清零。從2023年到2050年，在27年時間里要實現全球化石燃料大略歸零，所有締約方都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但氣候危機倒逼人類必須要在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中做出選擇。

　　在全球溫升1.5攝氏度的目標下，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核定的碳預算只有3500億噸左右，而每年全球的碳排放超過360億噸，如果按照當前的碳排放量來計算，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就會把全球碳排放預算全部用完，因此，全球減碳形勢空前嚴峻，需要加大力度抑制化石能源投資慣性，盡快明確化石能源有序退出的時間表。如果未來仍然持續把化石能源大規模投資當作能源保障的基石，一旦形成高碳技術鎖定及大量的資金資產的沉淀風險，對于碳中和目標實現將是巨大的障礙。

　　如今，國際社會的選擇已經非常明確，為了人類共同的未來，我們必須要努力實現全球1.5攝氏度以內的溫升控制目標。中國具有高調展現自己在轉軌別離化石能源方面的優勢，應抓住主動權，引領全球氣候變化行動。中國的光伏組件生產占據全球產能85%以上，動力電池產能占據全球2/3以上，電動汽車生產占全球60%以上。國家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1.06萬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這是我國零碳產業躍升發展、獨步全球的又一例證。此外，風機、熱泵等各類零碳產品在產能、產量、市場競爭力等方面都穩居世界前列，有足夠的實力和底氣支撐我們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引領作用，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話語體系。

　　零碳能源和零碳產業的發展亦為能源安全的保障提供了重要出路。當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0%，而汽車保有量每千人還不到230輛，美國每千人汽車保有量超過800輛，歐洲、日本超過600輛，如果我國汽車人均保有量再翻一倍，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提高，能源安全形勢將更加嚴峻。而電動汽車的發展可以解決這一問題。此外，我國還有超6億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僅1000元左右，電動汽車相對低廉的充電價格更適于低收入人群，可以全面拓展這樣一個6億人口的大市場，這不僅能夠有效提升能源安全保障，還將充分帶動產業發展和就業增長。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20年12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上宣布，到2030年，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億千瓦以上。但2023年僅光伏裝機就突破2億千瓦。按照當前風光新能源的裝機增長速度，我國2030年的風光裝機不僅完成12億千瓦的目標毫無懸念，甚至可望達到18～25億千瓦的規模。和缺少完整零碳產業鏈的美國、歐洲相比，我國制造業成本低、零碳產業鏈鏈條完整，在國際競爭中優勢巨大。沒有中國零碳產品的快速發展，全球光伏、儲能等價格不可能得到快速下降。中國零碳產業為全球零碳發展創造了成本下降的紅利和就業民生福祉。但是，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對話中，我國的零碳產業優勢并沒有被充分強調，我國對全球零碳發展做出的貢獻也并沒有形成相應的國家影響力和引領力。不僅如此，近年來不斷惡化的國際環境，與中國“脫鉤斷鏈”嚴重阻礙中國零碳產品在全球1.5攝氏度溫升目標管控進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和貢獻。美國、歐盟等以所謂的供應鏈安全為名對我國光伏產品、動力電池、電動汽車進行限制、打壓。2023年，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已開始試運行，以應對氣候變化為名，高筑碳關稅壁壘，使廣大后發國家的制造業出口陷入被動。中國在零碳產業的發展優勢，使我們有條件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導者，而非跟隨者。面對日趨惡劣的全球地緣政治和國際市場環境，我們需要高舉氣候道義的旗幟——事關人類共同未來的氣候安全顯然在道義上優先于歐美當前只顧局部利益的所謂國家安全。因此，我國更應積極利用氣候道義的高站位，對歐美打擊中國零碳產業做法形成有力反制。利用中國的零碳產業的產能、產量和市場競爭力優勢，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規則、機制、標準、規范等方面積極作為、發揮應有的作用。

　　同時，需要明確的是，實現全球碳中和，要抓住主要矛盾，即化石能源的退出。只有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才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因素，至于農業碳及農牧業生產周期產生的甲烷等，多具有氣候中性的屬性，無需為此焦慮。因此，推進碳中和目標應聚焦于化石能源按凈零碳目標進程的逐步退出。例如煤炭，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是206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占比達到80%以上，實現碳中和。如果2060年化石能源占比15%，則煤炭至多占比5%以內。這也就意味著，從2023年到2060年，在37年內，煤炭占比要從當前的56%減至5%以內。如果無法做到化石能源有序退出，碳中和只是一句空話而已。因此，建議我國一方面加大力度部署化石能源退出，另一方面在國際社會上揚長避短，高調講述我國零碳產業跨越發展的中國故事，用我們的零碳產品，引領國際貿易，規范國際貿易。